“变局中的欧洲与中欧关系”学术年会在沪举行,中欧贸易协定和中美欧三边关系成关注焦点
发布时间:2021/1/12 9:54:34

 

19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左一)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左二)在会上致辞。| 图片均由主办方提供

12月19日,一场主题为“变局中的欧洲与中欧关系”学术年会在沪举行。50多位与会的学者专家讨论了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欧洲、中欧关系以及中美欧三个政治体在政治、经济层面所经历的变化与考验。 

“在有限的全球化、更加紧密的区域化和更加充分的本地化背景下,如何看待欧洲内部的社会凝聚和裂变分化?在国际力量东升西降加速变化、西强东弱的现实格局下,怎样研判欧洲战略自主的实施?如何看待跨大西洋关系的变与不变?以及如何看待中美欧三边关系?这些都是今天研讨会所涉及的话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在致辞中表示。 

会议从探讨疫情下中欧经贸关系开始。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提到,国际媒体18日已传递出积极信息,中欧投资协定(BIT)经过7年艰苦谈判,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有可能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下一周可能是关键一周,欧盟27国将对文本进行研讨,得到肯定后,我想会有一个完满的结果。”徐明棋说,“尽管中欧投资协定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是它一个重要的象征,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一个正确的基础。中欧投资协定完成之后,双方将启动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可以看到,中国在对外开放上的步伐迈得越来越大。”

 

由于受疫情影响,中欧双边投资额呈现明显滑落,但面向未来,双方都期待着一份“圣诞礼物”。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丁纯在谈到中欧投资协定时说,“从1985年以后,中欧之间没有大的框架协定,中欧投资协定将是中国和大经济体间第一个投资协定。短期来看,中国在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方面作出较大让步,但从长期看,中国实际上争取了非常强的战略主动权。”

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教授杨逢珉也提到,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核心内容主要包括投资保护、市场准入、投资监管、可持续运营发展四个方面,特别是引入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中国过去没有使用这个体制,在引入之后,我认为中国将更为国际化。”杨逢珉表示。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Michele Geraci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中国更加开放、更接近西方的同时,可能西方也在接近中国。”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米凯莱·杰拉奇(Michele Geraci)在研讨会上谈到,“中国更加趋向于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计划为导向;而今年的危机让我们看到,西方其实更多地以国家为导向,而不再是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杰拉奇认为,美国大选之后,拜登代表的左翼上台,中美欧之间的经贸关系问题可能会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讨论从中欧经贸关系延伸到美国大选后跨大西洋关系的新变化,以及大国竞合关系态势下,跨大西洋板块和跨太平洋板块之间的联动。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王志强提到,在美国大选之后,德、法外长于11月16日在德国《时代》和《华盛顿时报》上共同撰文,寻求建立“新跨大西洋联盟”。尽管德法对跨大西洋联盟和欧洲安全方面有着不同看法,但他们依然把美欧关系看成天然的关系。

12月2日,欧委会推出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新议程的文件,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和研究员忻华认为,这份文件“只是欧洲方面一厢情愿的想法”,“美欧跨大西洋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忻华认为,美欧战略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而非安全战略领域,现阶段,美欧在技术与产业层面的战略竞争在加剧、在贸易与投资层面的矛盾在加剧、在金融与经济外交层面的竞争仍在进行。

在拜登政府将向多变主义回归之际,中美欧新三角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张骥强调,法国讲的战略自主政策在主要针对美国的同时,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教授伍慧萍也认为,德国对华政策改变了一贯延续、稳定的基调,目前正在经历深度的调整。

本次学术年会由上海欧洲学会主办,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承办。

此文原载《文汇网》2020-12-20 作者 吴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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