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选对中欧关系影响”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2021/11/1 15:00:08

2021年9月26日,德国举行联邦议院选举,德国和欧盟将正式开启“后默克尔时代”,这一变化将对中欧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为此,上海欧洲学会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于10月15日联合举办“德国大选对中欧关系影响”会议。来自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学术机构的16位研究欧洲和德国问题专家出席会议。会议分两个议程,第一议程为“德国大选后的组阁动向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博士主持;第二议程为“德国大选与欧盟未来发展动向”,由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主持。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从德国经济视角看德国大选。他认为,从目前德国经济而言在逐渐向好,今年9月失业率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从2020年以来就业相对比较糟糕的情况已经在逐渐转好。从物价而言,通胀最近持续上涨,与整个世界主要大的经济体情况一致。 从公共债务来讲,因为要应对疫情,出现了债务的上涨和财政赤字上涨的情况,这与德国秉持财政纪律的原则相左。从供应链角度看,德国与其他大的经济体一样,普遍出现原材料的短缺和相关的交付瓶颈,供应链问题成为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问题。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玄理就“大选背景下的德国政党格局的变化与影响”发表观点。他认为,德国大选出现以下特征:第一,这次德国大选出现大党不大、小党不小的政党碎片化的格局。第二,左右政治钟摆的回调。这次德国联盟党是最大的输家,德国现在的政治光谱也跟目前的欧洲一样,也是微微地向左偏移。德国跟欧洲许多国家相似,这些主流的左翼政党基本上都是以历史最差或者比较差的得票率胜选,所以只能组成左翼联盟执政。第三,出现选民的一个代际裂痕,新世代选民在大选中呈现重要性。德国现在比较落后的数字化水平发展不顺,主流政党迟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这都导致了年轻选民转而投向小党,这也是两大政党在30岁以下的选民的得票率第一次被小党所反超。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教授戴启秀对“德国政治生态”进行分析。她认为,传统政党进入了转型时期,不转型马上就散掉和消失。现在联盟党进入反思和转型,以前不转型,现在逼着它转型,如果转型成功,在下一次大选中还是有希望获胜。绿党和自民党基本上实现了年轻化转型,其党主席都在40岁左右,新的议员也都年轻化,无论从政党纲领还是领导人的年龄都实现转型。超越党派纷争,是未来德国多党执政的要求。每个党在其特点、诉求之间都有矛盾和对冲的地方,但是现在各党首也都表达,构建一个多党联合的稳定权力结构,是其第一目标,联合政党应以德国国家利益为重,超越党派纷争。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就“默克尔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发表观点。她认为,默克尔她虽然是德国的领导人,但在中欧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起到了中欧关系稳定者的作用。刚上任时,她采取对华强硬立场,但2008年之后,她对华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以经济合作为重点,而且在她的对外政策当中,很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她的调停下,解决了中欧太阳能面板争端,而且在2014年的时候,德国和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么多年下来,从2008年以后基本上她维持了跟中国接触性的政策,而且她在欧盟之内,应该说是维护跟中国的接触性原则这一派当中的领导人,虽然这一派目前面对批评的声音是越来越大,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她的政策一直承袭下来,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默克尔离任之后,中德、中欧关系会呈现什么样的趋势,目前仍不太明朗。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就“德国大选后的组阁动向、对华政策走向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做了发言。他认为,目前而言,“交通灯”(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合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对于社民党来讲,虽然党的主席都是偏左的,总理候选人偏右保守一点,但是党内还是相对比较团结,大家一致的目标要把总理大位拿下来。对于这样一个“交通灯”的联合政府,还是比较弱势的政府。比如说,这个交通灯在联邦议院是多数,但在联邦参议院中不可能是多数,所以未来的“交通灯”联合政府执政,由于联邦参议院不具有多数,对它的立法和行动能力还是有牵制。受到牵制的不仅是参议院,还有联合政府内部的党派之间的差异和社民党内部的差异。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朱宇方讲师就“德国和欧盟的技术主权”发表观点。她认为,关于技术主权这个问题,在德国和欧洲学术界和政界的话语层面存在差异。具体可以分经济主权、创新主权和技术主权这三个层次的话语构建。关于华为的5G技术,德国一些技术和专业研究所把华为的5G技术从“技术主权”的一系列标准进行判定,结论是华为的5G技术并不会损害欧洲的技术主权,欧洲完全应该可以接纳华为来为欧洲提供5G。在经济界和企业界也持同样的观点,但是政治界则把华为技术视为一个典型的、非常敏感的技术的案例来提出来。因此,技术界、企业界和政治界对华为的技术判断是完全不同的。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胡子南老师,就“欧盟制定对华政策工具箱,以及中资企业“走出去”问题”提出观点。他认为,欧盟已经构建了一整套针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反制工具箱,具体包括外资审查机制、外国政府补贴审查机制、将人权问题纳入军民两用物品出口管制中、人权纳入供应链法、反垄断法等。为此,中国的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在欧洲投资将面临很大的问题,可能面临这些机制的审查,这将对中欧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尤其是中国“十四五”规划要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研究员,就今年9月份欧洲议会发布了一个“新欧中战略报告”进行分析。她认为,欧洲议会的报告对中国的政策趋向更加强硬,其对华批评和质疑已经涉及到人权、台海、供应链、“一带一路”等我核心和重要领域,欧洲议会的一些提法已经开始踩踏和触碰我们政策底线。欧盟对华总体取向强硬立场既有对我国快速崛起担忧的一面,具有它一定的内生和自主性,又有跟随美国,强化和助推西方集团构建对华包围圈的一面,具有外生性和追随性的一面。欧盟及德国等国家,将人权纳入供应链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将对我国实施“双循环”战略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叶江研究员就“中欧双方对中欧关系的定义的差异”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欧洲议会出台的新报告,就是更进一步拉开中欧双方对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同定义。实际上中欧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就启动,到现在为止,中欧双方都基本上还是认为是战略伙伴,这个基调没有改变,而且发展到了2014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2016年开始,欧盟已经开始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到2019年在“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报告中,欧方正式将中欧关系界定为三重或四重关系,即合作伙伴、谈判伙伴、技术竞争者和制度对手,9月份欧洲议会的新欧中战略文件,又将中欧关系的竞争和对手方面不断推进和升级,虽然目前欧洲议会出台的报告,还没有形成委员会层面的政策,未来委员会的政策文件可能在口气上会有所缓解,但是强硬态度已经成为欧方对华的总体趋势。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陈弢副研究员就“德国在美法外交争端中的立场及应对”进行发言。他指出,美法之间的争端具有全球性,首先,体现在印太地区,即美英澳同盟和法澳潜艇事件;其次是欧洲地区,今年9月中旬,法国开始跟希腊谈军事同盟,直接对付北约;最后是非洲的马里问题,美国要帮助法国解决马里问题,双方还将讨价还价,因此,美法外交具有全球性意义,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具有长期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忻华研究员就“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战略自主”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现在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洲未来的产业发展的两大方面,一个是数字化,一个是绿色化。数字化的方向,美欧之间的竞争会更多,不管美欧之间如何强调合作,实际上在数字化的层面,美欧之间的共同利益并不多,他们所谓的合作主要停留在口号。在具体项目、具体的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的制定这方面,双方实质性合作的利益基础是并不牢固的,更多的是竞争。在绿色经济、绿色新政这个方面,美欧之间的认同或者说相互之间的合作可能会多一点。但是即使在这个领域,在碳中和、碳排放税、碳交易这方面美欧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尤其在绿色经济的战略层面,美欧之间的竞争同样会非常激烈。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在对“中欧关系”的总结发言中指出,第一,我们需要从更加深刻的社会经济以及制度层面来理解欧洲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走势,包括它的发展方向,然后看待欧洲面临的各种挑战问题,也需要更加客观认识到欧盟具有什么样的能力会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二,我们不能忽视欧洲的软实力,欧洲在软实力方面,即它制造议题方面、营造政治正确的国际舆论方面的实力还是很强的,甚至强于美国;第三,中欧关系中我们应该坚持求同存异,我们不要把中欧双方的“异”的方面更多地突出出来,我们尽量通过扩大共同利益中“同”的这一面,把“异”的这一面逐步地化解。(张迎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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